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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語言學的分類法完全從拼音文字的視角去研究問題，可說是一葉障目。它完全忽視了語音的偶然性和表意的必然性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拼音文字的語法現象基本是由拼音文字的天生缺點決定的，即是一串語音連著一串語音表述一個意思，詞、句的界限難以定義，需要定義這個界限，就必須用所謂的曲折和黏著兩種方式。這類語法其實恰恰體現的是拼音文字的落后性。也正因為拼音文字蠢不可及，因此完全無法處理語音和表意之間的結構性問題。當代語言學怕是要重寫了。如果有了一種新的語言學，便會有一種新的哲學和邏輯學，便會有一種新的編程語言。新的AI時代需要一種新的，研究發音、表意和記錄之間結構性問題的語言學。語言學不應該把重點放在當今意義的語法上，也不應該著重研究語言的親緣關系上（研究這個本身就帶有強烈的種族主義政治色彩），而應該研究結構，結構決定了偶然行程的發音規則，對表意極限的限定。結構決定了記錄規則的簡潔性，這種簡潔性則決定了被文字記錄下來的語義的信息密度。未來的語言學當研究此種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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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的結構性問題有三層：表音，表意和記錄。表音的問題是發音的規律性，發音如果毫無規律，則不可理解。因此表音的規律性是相互理解的開端。表音是表達的嘗試，嘗試表達意思，這是表意。到了表意的層面，則派生出來兩重結構：一是音和意的固定組合，二是意和意的互相理解。有了音和意的固定組合或者說穩定的對應關系，則可以向內促進思考。一個發音者，和另一個發音者的音、意對應關系，如果一致，則發生了互相理解，使交流成為可能性。音和意的對應關系，首先即是音節和表意的單位結構問題，這個問題派生出了單音節語言（中文）和多音節語言（大部分拼音文字）。其次是對同音多意或同意多音的結構化處理問題，這個問題派生出了傳統語言學的語法問題。拼音文字的語法大多是為了處理這類問題。最后一個層次的問題是記錄問題。記錄問題涉及到符號學。語言學的任務在于研究從表音、表意到記錄的轉換結構問題。是用符號記錄音，固定音和意的對應關系，拼音文字走的是這條路；還是用符號記錄意，固定的符號對應固定的表意，再嘗試把符號和發音的關系對應起來，中文和普通話的推行走的就是這條路。反過來音、意、記錄的結構化問題，又影響思考，形成一個正反饋或者機器學習的過程。比如單音節為主的語言，搭配表意文字的記錄體系，形成了符號學上的間接性，即是有了高度壓縮的信息密度。這相當于改變了思維的底層代碼，讓思維本身變得更有效率，更可以去改變表音的習慣，比如對普通話的推行，對語音，語言和文字的統一，等等。傳統語言學只設計了語言結構的冰山一角，已經遠遠落后于時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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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語言學錯的離譜的起點在于搞混了時間上的先后和語言結構本身的優劣。這和他們的歷史觀也有莫大關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梵語和梵文成為傳統語言學或者說拼音文字語言學的基礎。傳統語言學家發現在拼音文字體系下，梵文的語法結構最優，因此他們選擇從梵文出發，比較所有拼音文字語言，從而推演結論。但他們沒搞清楚的是現代拼音文字語言為何在結構上反而不如梵文來的優，但在時間順序上卻比梵文新的多。他們亦然無法解釋這種現象。其實看看歐洲歷史，以及他們史觀對中世紀的忽視，對中世紀文明、科技的倒退選擇忽視，就明白了為什么他們在語言結構的優劣和時間順序的先后上會把自己搞的如此糊涂。其實也許梵文已經走到了拼音文字語言系統在結構上的極限，比他晚出現的拼音文字語言，比如德語、英語，反而出現了退步。正如中國歷法的準確性，漢歷達到巔峰，后世連續退步了將近十六個世紀。歷史并不總是一路向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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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三分法：孤立語、黏著語、屈折語。黏著語和屈折語都是拼音文字語言，都由詞根、前綴和后綴構成，區別是黏著語的詞根幾乎是不變的，屈折語的詞根會根據語法進行音變，音變后的詞根變化出不同形態。而孤立語基本是那些西方語言學家完全學不明白的東西[破涕為笑]語言三分法本質上是拼音文字語言的二分法，而分類標準也十分簡單粗暴而不完備，基本標準就是詞根變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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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在表意層面又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層是自我思意，也就是自己與自己的內心“對話”，這種對話便是思考的過程。這里涉及一個問題，如果沒有語言，人類是否可以思考。這里還有一個推論，一個人的思想越深邃，見識越廣博，語言必定越豐富；反之，豐富、簡潔、信息密度大的語言才支持深邃的思維。第二層是相互交流。自我封閉的內心思考把個人變成一座孤島，但人畢竟是社會性動物，因此表意的語言必須為交流留下接口，也就是我的表音-表意結構和我所處的社會中絕大多數人的這個結構必須具有某種相似性，這樣表意和理解才能形成一對兒結構，互相理解才成為可能。一個語言群體，或者語言社會中的語言的豐富程度，取決于這個社會中平均的知識和見識水平，一群平庸的大腦，結出的果實必定是貧乏的語言，比如當今的日語。反之，貧乏的語言，也必定無法適應越發深邃的思維，比如我們很難用愛斯基摩語講解微積分理論。語言的社會結構有一個推論，這個推論為傳統語言學所津津樂道，這邊是以語言劃分民族甚至是種族。但這里有一個有趣的悖論：一對兒中國夫婦如果潤去美國，在美國生了一個孩子，他們的孩子從血統上是純粹的中國人，但以語言劃分，他便不再是中國人了。西方現代語言學家質疑這條推論，但這條推論恰恰說明了語言社會結構的復雜性。這條推論和“華夷之辨”也是殊途同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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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理解溝通而言，語音是偶然的，語義是必然的。人類作為一種社會性動物，語言的首要目的是交流。從通過哭聲引起注意力開始，到學會簡單的語言為止，人類獲得了使用語言來滿足自己需求的能力。因此人類社會需求語言是怎樣的，他就會是怎樣的。就想嬰兒的哭聲發展成簡單的發音，是怎樣的哭聲，怎樣的發音，完全是偶然的。嬰兒需要引起父母的注意，他們發現大聲的哭，撕心裂肺的哭能夠達成目的，他們就會這么干。他們發現叫“mama”可以引起那個喂他們吃奶，滿足他們生理最基本需求的人的注意，他們就會叫“mama”。叫mama完全是隨機的，首先是這個音容易發出，其次是這個發音能夠引起媽媽得注意。這個詞之所以能夠引起媽媽得注意，是因為一種社會約定的機制，這種機制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人為約定的，簡而言之這么理解的人多了，于是大家都這么理解了。如果整個社會所有人的發音都是隨機的，那么即是人能夠利用語言自我思考，也無法用它進行溝通。因此偶然形成的發音，需要對齊“顆粒度”。你說“mama”指代媽媽，我說“媽媽”指代媽媽，那么mama這個發音就固定下來了，意指媽媽這個意思。這樣在一個特定的社會里，就建立了一組發音-表意的結構。再有就是記錄問題，是記錄發音還是記錄表意？拼音文字的策略是記錄發音，mother，motter，mover，記錄的都是類似于mama的這個簡單發音。但正如上述，語音是偶然的，記錄下不同的發音，構成了不同的記錄文字。然而發音又是極易變動的，因此記錄文字也會發生極大的分裂，比如上述幾種拼音文字對于媽媽一詞的拼寫，都不盡相同，但表意相同。當操持一種語言-記錄結構的民族，因為遷徙、貿易、遺忘，甚至于懶惰改變發音的時候，就產生了一種不準確的文字記錄。這是拼音文字的極大缺陷。如果把音和意分開，用“媽媽”來記錄，在把媽媽和所有類似于mama，a-ma，ma的發音聯系起來。無論你怎么發音，媽媽這個表意就記錄成“媽媽”。這樣，表意-記錄的一組結構也就確定了下來，且這個結構是十分穩定的。只要把這種結構在人群上擴散下去，它不但不會因為遷徙、貿易等原因產生分裂，反而會沿著遷徙和貿易傳播開去。如果你遺忘了，或者懶惰了，你的記錄便失去了功能。這里涉及到一個問題，你需要不需要這種記錄功能，如果你需要，你會逼迫自己記憶和勤奮，在沒有了別的出路。你必須在語言的這條道路上前行，直到完成勝利。拼音文字的出發點是偶然的發音，因此拼音文字傾向于分裂，莊閑和游戲網隨著分裂的進程，其社會屬性會逐漸喪失。表意文字的出發點是必然的語義，人類作為一種社會性動物，也是必然需要這種統一的語義，去進行更好的社會溝通的，因此這種結構十分穩固，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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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極有意思的語言現象：在英國人做南洋香料貿易的時候，雙方為了解決交流問題，創造了一種雙方都理解的“中間語言”，英國人稱之為比斯拉馬語（beach lamar）。主動創造這種語言的其實是南洋的生意人，他們通過觀察，學習和交流，學會了英語的基本詞匯，但是理解不了英語語法，比如時態、復數、賓格、從句，他們統統不會，也不說。英國商人一開始聽這種語言是不適應的，但為了貿易，很快就適應，并無障礙的理解了。比如許多杯子，不說many cups，就說many cup，many是許多，cup是杯子，理解沒問題。許多淡水，不說plenty of water，直接說many water，many是多，water是水，依靠語境判斷是淡水，理解沒問題。他一小時以后到，不說he will come one hours later，就說he come one hour later，理解起來沒問題。等我，不說wait for me，就說wait I，wait是等，I是我，理解起來也沒問題。于是英語產生了一種變化，他變成了另一種語言么？其實沒有，因為英國人還是可以迅速理解這種新變化后的語言。那么是什么導致了英語的這種變化？是需求，為了貿易，南洋島民有動力學習英語詞匯，英國人有動力去理解這種語法極度簡略后的英語，雙方通過磨合，對齊了語音-表意結構的顆粒度，得意順暢溝通達到目的。“需要”是最直接的，也幾乎是唯一的語言變遷的理由。但是也有這另一種“需要”，有的人需要通過復雜的語法或者文字去壟斷文化霸權，這種需要看似阻止了語言的變遷。比如中國古代，金鼎文為雅語的時代，相對簡單的多的甲骨文是俗語；以甲骨文為雅語的時代，篆字是俗語；以篆字為雅語的時代，隸書是俗語；以隸書為雅語的時代，楷書是俗語。在每一個時代，那些難寫的文字是官方的雅語，而他的簡化體，則是流通更為廣泛的字體。直到社會聚變，朝代更迭，簡體字才取代了繁體字，成為官方雅語。這種低效率文字，或者語法固化的現象，就是一種文化霸權的固步自封。講到這里，又有一個有意思的語言現象：古英語沒有將來時，he will come，在某一個時期的古代不是他講要來的意思，而就是他想來的意思。時態變得越來越復雜的英語，顯然增加了語法的學習門檻，但從比斯拉馬語的例子看來，語法的正確性并不成其為相互理解的主要障礙。因為時態總可以通過詞語的補充來表達。比如他講要來，不考慮語法，可以用比如“多長時間以后”，或者“將來”類似的詞匯來補充說明，而不用will這個語法虛詞。同理，復數形式和賓格亦然如此。那么英語從沒有將來時，到有將來時的變動，到底是由什么需求推動的。這是一個有意思的問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把時間推到更古，英語關于時態的語法是更簡略還是更復雜，這些變動又是由什么需求推動的。如此看來，語音的偶然性，因為社會性的需求，其中也包含了某種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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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源學研究從“需要”上看，其實是出于政治目的。18世紀，英國如日中天，東印度公司蒸蒸日上，因此把英語里的daughter，聯系到希臘語里的thugater，再聯系到梵文里的duhitar，其政治含義在于：希臘在文化上是羅馬的先驅，而羅馬在文化上是文藝復興以來的歐洲的共主。通過詞源學找到的語言連接，把英國的文化地位拔高到了文藝復興先驅的程度。再把印度的梵文和希臘聯系起來，是找到印度和英國的聯系，找到了一個自古以來的理由。但從方法上看，任何以語音為出發點的詞源學都是錯的。比如北方口頭語“那個…”，讀“內個…”，讀音和美式英語的niggar非常相近，在黑人的語境下，niggar也可以看作是一種自嘲的口頭語，但你并不能得出中國北方方言是美式英語詞源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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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樣的語言是更好的？從歷史事實看語言的發展方向是怎樣的？語言的作用在于：思考，表達，交流和記錄。在思考和表達的層面，語言作為思維的工具，決定了思維深度的上限。在交流的層面，語言作為社會化聯系的工具，決定了社會化大生產的的生產力上限。在記錄的層面，語言決定了一個群體的歷史記憶的上限，這里的歷史記憶包括了政治史和技術史。從這三個方面綜合看來，語言其實是一種生產關系。因此評判語言的好壞很簡單，和美感、藝術水平無關，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只看其相應的生產力水平的高低。其實西方學者也注意到了語言發展史上兩個有意思的現象，其一是語音-語義結構的發展史實更傾向于簡短的語音對應明確而單一的意思。比如他們研究了馬太福音，拉丁語版本的音節比英語多出了大約27.5％，而漢語版本的音節又比英語減少了大約41.37％。漢語是單音節表意，最小的音節單位對應最基礎的表意單元，表達和記錄的效率非常高，大大降低了學習成本，反而大大加強了交流效率。其二是拼音文字語法的發展更傾向于簡化掉那些和表意邏輯無關的語法，比如陰陽詞性，時態，主格賓格。比如英語里cut一詞，所有詞性的寫法都是cut，無需變化，他甚至既是名詞又是動詞。而根據西方學者統計，越是現代的語言，類似于cut一詞的詞匯就越多。中古英語比古英語多，現代英語比中古英語多。還有類似于梵語、德語那樣的多音節對應復雜語義的合成詞越來越少。這樣更少音節表達的更簡單意思的簡單詞匯可以更靈活的組合，其表達的深度和靈活性都加強了，語言的效率無疑是加強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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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觀察明清漢語到現代漢語的變化，和從明清到新中國生產力的進步也能得出上述結論。從明清漢語到現代漢語，漢語最顯著的變化，是吸納了拼音文字主謂賓定狀補的語法結構，和分析模式。使本就高效的語言文字系統，獲得了更加準確的附加價值。這一變化也大大提高了其使用組群思維的縝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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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什么結構的語言，目的都是表意。對于表音文字，把文字和發音直接聯系起來，但由于發音具有極大的偶然性，因此文字也跟著變得不穩定，文字變得不穩定，也就無法在文字和表意之間建立穩定的關系，這樣一來由文字記錄下來的東西，也就不變穩定了，時間一長就看不懂了。表意文字則是在文字和表意之間建立結構，把語音的偶然性留在了口語的層面。這樣一來，由文字記錄下來的意思表達是穩定的，可持久的。文字記錄所表達的意思十分穩固，這種穩固性，又返回日常交流，解決了語音偶然性，在交流層面造成的問題。也降低了語音顆粒度對齊的成本。照著大家都看得懂的文字記錄，統一語音-表意結構是更容易辦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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